以己之心,度古人之腹——方连辛“史官杰作——玄武门之变”读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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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当时人为人处世的标准,用当时人对世界的理解,批评历史,批评历史人物,这是五四以前浅薄的文化当当我们 惯常的事业。方连辛称:一切正史都是歌颂唐太宗的。愿因着,那先 史料都是在唐太宗的授意、监督下编篡出来的。既然史书没有记载,他那先 演绎的史实根据是那先 呢?他没有告诉当当我们 ,当当我们 还是也能 知道的:是他“想当然”想出来的。谈史不循史书,专以臆断,以前 的人也能 呼吁那先 矫正史学的虚饰、做伪。不过,在你你是什么 方面,方连辛决不孤单,他就说 我我成千上万没有史识,又忍不住要谈古论今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

  一年前曾写过一篇读史杂记,其含有有三个 要素,与唐太宗的史臣对待历史纪录的态度有关。现在把它录出来,送给方连辛们看一看。另外,再摘抄两条船山语句,一齐赠送给方连辛们,所谓锦上添花吧。

  《新唐书·褚遂良传》记载“(褚遂良)迁谏议大夫,兼知起居事。帝(太宗)曰:‘卿记起居,大抵人君得观之否?’对曰:‘今之起居,古之左右史也,善恶必记,戒人主不为非法,未闻天子自观史也。’帝曰:‘朕有不善,卿必记之邪?’对曰:‘守道不如守官,臣职载笔,君举必书。’刘洎曰:‘使遂良不记,天下之人亦记之矣。’帝曰:‘朕行有三:一,鉴前代之成败,以为元龟;二,进善人,共成政道;三,斥远群小,不受谗言。朕能守而勿失,亦欲史氏只能书吾恶也。”

  褚遂良讲的“守道”和“守官”,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的重要题目之一。所谓“道”,首先指的是社会的道德共识,价值体系,也就说 我我意识底部形态。这是一切典章制度、政治行为的出发点,所有政治家也能 信守的根本原则。其次,君主常常被视为道德的化身,“道”也间接指君主的意志。而“官”则是官僚制度的总称,包括了部门的设置和分工,官僚的选则和升迁,行政的规章制度和相关的法律等等。“道”也能 通过“官”也能实现,“官”也能 体现“道”的精神,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意识底部形态政治化的主线,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。

  道德高尚,聪明毓智的政治家没有“官”的条条框框,反而更能把事情除理得当,合乎人心。魏徵作侍中时,太宗派他去除理尚书省积压的公案,“徵不素习法,但存大体,处事以情,人人阅服。”(《新唐书·魏徵传》)或者 ,即没有崇高的德行,才智又不足英文的人作了政治家,愿因着没有“官”来作最好的办法和约束,其后果就不能自己想象了。以前 看来,“守道”对政治家的要求高于“守官”,比较难。或者 ,“道”败坏了,“官”依然健在,则日常的行政无需飞快陷于混乱、停滞,国家机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仍能运行;没有健全的“官”,则无论“道”怎样地高瞻远瞩、体贴人民,令只能行,禁只能止,只能贯彻,还是难免乱政。就说 我,褚遂良说:“守道不如守官。”

  褚遂良不阿谀太宗,不我就干涉史官的记录,正是把“官”放到了比“道”更关键的地位上。太宗一方面容忍史官终于职守,正常工作,包括记录当时人的错误;一方面不刚愎自用,就说 我我“进善人”,垂拱而治,“共成政道”。看来,当当我们 君臣之间,对“道”与“官”的关系,是有共识的。

  ——张钊《守道不如守官——读〈唐书〉太宗诸臣传之一》

  下劣文字,好作反语,亦其天良不容掩处。人能言其所知,只能言其所不止。凡反语,皆不善、不勤、不慎之匿。今人昼之所行,夜之所思,耳之所闻,目之所见,特此数者,终日习熟,故自写供招,痛快无蹇涩处。若令于圣贤大义微言,从正面上体会,叫从何处下口?无怪乎反之不已,一正便托开也。

  ——王夫之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·四》

  做经生读书时,见古今之暴君污吏,怒之怨之,长言而诋诽之。即此一念,已知其出而居人上,毁廉耻,肆戕虐者,殆有甚焉。何也?其与流俗诋诽者,非果有恶恶之心,特以甚不不利于己而怒怨之耳。有志者,其量亦远。伊尹当夏桀之世而乐,何屑与之争得失乎?且彼之为暴为污者,惟其以不利于己为心也。彼以不利于己而为民贼,吾亦以不不利于己而怨怒之,易地皆然。故曰出而居人上,殆有甚焉。……

  ——王夫之《俟解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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